王芳:在念大学娶幼儿园的年代,很幸运能嫁给同龄的你

  文/王芳

  2017年,3月15日,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老实说,虚长了30几岁,但直到遇见瓶子哥,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一个人,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无限的色彩和归宿感。

  我和瓶子哥算是晚婚当中的晚婚了,毕竟都已经是走在奔4的路上的人了。和全世界所有活了这么大年纪的人一样,我和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过去,但这不重要。因为我们决定确定恋爱关系时,他是单身,我也是;这就够了。

  晚婚其实并非我们所愿,但就如网络上流传那句“离婚要趁早,结婚要尽晚。”一样,或许这世上的所有事情都需要历经生活的磨难和时间的锤炼,才能得偿所愿,爱情也不例外。

  我和瓶子哥都出生在小县城的普通工人家庭,从小生活比较艰苦。我们小时候不要说燃气灶或热水器,家里就是连个自来水龙头都没有,接水要去坝子里的公共水龙头,上厕所则要走到很远的公共厕所去解决。特别像周星驰的电影《功夫》里“猪笼寨”那种环境。我在祖国的北方,他在祖国的西南。在偌大的版图上,我们是不起眼的两粒尘埃。

  瓶子哥17岁就选择了服役,在西藏守卫边关,退伍后后才到北京一边辛苦打工,一边参加大学自学考试。而我也是从17岁开始,就不得不自己挣钱维持生计,因为从小学声乐的关系,所以我就常年在酒吧驻唱。因此在那些年,身为北漂的我们,生活同样艰辛。

  当年为了省房租他住在当时还不通地铁的通县,然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坐长途车去公司上班,车程单边长达3个小时,往返就是6个小时,早饭和晚饭都只能在四惠的公交换乘车站用一个肉夹馍解决。白天要工作,晚上到家就十点,第二天五点又要早起,所以必须马上睡觉。可这样就没有学习的时间了,因此他只好利用在车上的时间看书。车上看书伤眼睛,所以他患上了600多度的近视。就这样,他艰难地在北京扎下了根。

  而当年为了赚学费和生活费,我不得不经常在放学后去酒吧驻唱。当时在酒吧唱歌一天能赚150块,一周大概能去三四天。这样一个月下来,还是有接近2000块钱的收入,足够我应付开支。但这还不是最艰难的,作为一个女孩子在酒吧里唱歌,最艰难的是还要应付各种无妄之灾。记得有一次几个喝醉了酒的壮汉,冲上舞台来,把我拽出门外,然后准备硬往车里塞。我吓得拼命哭喊,踢打,但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幸好,这时候一个平时比较照顾我的酒吧领班看到了,才跑过来护住我,对那几个壮汉说:“几位大哥,这位是我妹妹,如有得罪,请多包涵请多包涵。”然后不由分说,把我塞进旁边的出租车,叫我赶快走。

  那天回家以后我吓得瑟瑟发抖,然后自己扑在床上大哭一通。第二天我害怕极了,但是却还是只能咬着牙继续去唱歌。只不过从那天开始,我就和乐队的另外两个歌手约好了结伴而行,一起去唱一起离开,如遇危险彼此必须互相帮忙。在那之后,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,但仗着人多,我们总算能有惊无险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我艰难地上完了大学,然后考上了声乐系硕士研究生。从那以后,我终于不用再在酒吧里驻唱,而是可以参加一些正儿八经的文艺演出了。演出一次的费用,也从150块,涨到了几百上千块。我在这个城市,也终于站稳了脚跟。

  有些人会被生活的重压压垮,而有些人则越挫越勇;我和瓶子哥属于后者。虽然那些年的生活很苦,但我们并没有像苦难屈服,也没有选择与社会的阴暗面同流合污,我们始终坚持内心的简单干净,我们始终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事业:他的书和文字,我的琴和歌声。

 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独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,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辉煌,虽然那温暖的万家灯火还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,但我始终相信,终有一天会有的。瓶子哥说,那时候他已经不住通县了,而是搬到了四环内。只不过他没有机会独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远眺万家灯火,因为他只能租住四环内的地下室。但和别人不同的是,即便租住在地下室里时,他也不肯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

  他戒了烟,然后用买烟的钱去买正版书买正版碟,这些书籍和碟片到现在他都还珍藏着。我翻过一些碟片,既有东方《春江花朝秋月夜》、《渔舟唱晚》、《琵琶吟》的民乐经典,又有柴可夫斯基、肖邦、韦伯以及德沃夏克等西方大师的专辑,有些甚至有好几个不同乐队演奏的版本。我很难想象,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块的男人,蜗居在地下室时,仍然对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,有着如此执着的追求。